社会学博士生党员 马流辉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开启的，西方列强利用他们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进行武装，把中国打入西方设定的现代化轨道。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在西方的冲击下轰然倒塌，旧有的制度也随着崩解，摆脱帝制集权的束缚的中国人面临着新的选择。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个主义盛行，思潮涌动的年代，面对混乱的政局和前途未卜的命运，无数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无一例外，他们都以为药方在西方，而中国原有的政体、制度乃至文化是造就今日中国局面的“罪魁祸首”。共和制、议会制、君主立宪……不一而足，但是，但当这些西方的政治制度移植到中国社会时，它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效果，反而带来了更大的混乱。直到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爆发，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改造社会的实践中有了生根发芽的机会，并有茁壮成长的态势。经由李大钊等革命先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渐次输入中国，逐渐为早起的革命先烈所接受，并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改变了中国思想界的混乱局面，虽然各种主义之间的纷争没有停歇，但坚定的共产党人将其作为思想纲领保留起来，具体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从作为思想舶来品的马克思主义到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共同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其间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和反复，它在遭遇中国具体的实践时，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甚至不少共产党员对她也产生了怀疑，但在综合比较各种主义之后，共产党人还是发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最为契合，它有最有可能改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一旦一个主义或者一种思潮成为了一个政党的普遍信仰，那么在这种信仰的引领下将成产生极大的革命热情。从国民革命到抗日战争乃至最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共产党人无比干劲和决心无不彰显信仰的力量，助推中国共产党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信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巨大整合功能和实践效力，相较于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而言，这种说法并不是唯心论。信仰是人们精神世界的行动指南，有了它我们的抉择不再犹豫，我们的行动不再迟缓，它让人们更加自觉和自信去迎接周遭世界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中国革命和改革的胜利是与其信仰分不开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各项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经济地位跃升至世界第二，一时间“中国模式”成为世界讨论的焦点。但应该看到，我们在取得丰富的经济建设成果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生态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建设却相对比较滞后。面对急剧的社会转向以及全球化影响，西方的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开始全方位地向中国渗透和传播，尤其是在传媒发达的今天，这种劣质化的“精神商品”在中国社会有大行其道的趋势。曾经的西方“和平演变”的担忧目前成为了赤裸裸的现实，市场经济的全面开启，让社会主义的各种制度丧失其运行的环境，与社会主义相配套的一系列意识形态设置也陷入失效的境地。对此，我们必须思考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建。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彻底抛弃某种主义，而是要我们在新的客观形势下，对既有的意识形态加以改造和创新，使其更好地适应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和中国在整个国际社会的地位格局。符合国情的意识形态，将有可能成为民众普遍信仰，进而形成强大的整合力量，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不竭的动力，一定程度上也填补了中国的信仰“真空”状态。因此，面对国内外纷繁复杂的形势，在搞好经济发展的同时，意识形态的重建变得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