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上午，徐老师带来一位“长者”来到我校奉贤校区14级社工班学生的《社会工作理论前沿》课堂上。这算是一个徐老师有意安排的意外惊喜。由于本课程是理论课，只有让同学们更多地知道实践中社会工作得发展样态，才能更好地把课上好、才能有更多收获。因此，当徐老师闻悉深圳市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理事长/总干事孙亚华要来上海出差，就及时与孙总（总干事的简称，不等于公司的老总）联系，并请他来课上给同学们做个经验分享。

课堂开始，徐老师向大家介绍了这位“长者”的来历，之所以称为“长者”，一方面他确实是我们的前辈，另一方面，他满头银白色的头发让人觉得他年龄可能很大，但他却精气神十足。这位“长者”就是深圳市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机构创始人、中国社会工作十大年度人物（2011年）、深圳市政协委员、南山区人大代表孙亚华理事长。孙总从自己与社会工作结缘的经历、从社会领域反观社会工作的功能定位、深圳社会工作的发展经验等方面为同学们进行了生动形象的分享。

 孙总首先介绍了自己的成长经历，逃过学、当过兵、做过警察、当过老师，骨子里透露出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怀，他于2007年进入社会工作领域，与深圳市社会工作起步发展同行至今。接着，孙总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开展社会工作的巨大差异，长期坚守利己主义文化的中国社会与产生于利他主义文化的西方社会，对社会工作的型塑、发展带来十分不同的影响。这意味着社会工作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发展更为艰难。相反，社会工作正是一种可以改变人的观点、改变社会的观点以及改变某些固有文化的重要力量，在市场主义日益盛行的今天，社会工作尤为必要。孙总从社会工作介入“富士康事件”、“光明滑坡事件”等重大突发性事件，以及社会工作参与社区体制改革与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创新等实践中分析了社会工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凸显了社会工作对于其他制度化力量的优越性，也为社会工作实践提供了更多合法性基础。孙总谈到，社会工作在实践中要有强烈的社会问题意识，要能从纷繁复杂的问题中发现各类群体的需求，并主动形成项目以回应他们的需求。无论是参与基层社区体制改革，还是介入城市流动少数民族融合等，都凸显了社会工作在实践中应该具有突出的实践智慧。

 随后，孙总从深圳市社会工作发展概况、历程、制度、特征等方面进行了经验介绍，他指出，目前深圳市有专业社工机构约170家，专业社会工作者7300余人，目前已建成社区服务中心668家（2016年更名为党群服务中心），每年由政府出资购买社工服务资金达5亿元。从原先的岗位购买向项目购买模式的转变是深圳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创新，“1+7”文件不仅是最早的社会工作地方性文件，而且也为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工作制度创新提供了参考。但由于相关制度机制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导致深圳社会工作发展一度面临“拖欠员工工资”的困境，作为人大代表，孙总会尽可能去推动政府改变一些诸如此类的现象，以保证社会工作项目有序开展。同时，孙总将深圳、广州和东莞等地的社会工作发展特征进行了比较，认为深圳起步虽早，但其在起步初期走了一些弯路，而广州、东莞等地则在深圳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探索自己的实践模式，形成了相对多元的珠三角社会工作发展格局。

 在这个过程中，孙总结合很多微观例子，分析了社会工作在实践中是如何发现需求、回应需求的；分析了社会工作相比于地方政府、妇联等主体的独特性；分析了社会工作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着的困难与压力等。但最为重要的是，作为社工机构，不能被动等着政府的购买资金，这样易于陷入依附式发展境地而难以获得自主性发展；相反，跳出既定的政府购买服务的同质框架，能够结合具体的群体、不同的社区实际形成有针对性的服务项目，是社工机构可持续运作的重要条件。

 另外，孙总还从如何与政府打交道的角度谈到社工机构的发展策略，他谈到，随着深圳出台了社区书记纳入体制的相关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强化社区层面的权力集中和权力博弈，而作为外来的社会组织，如何与本土力量处理好关系，是社工机构扎根本土实际的关键要素。这就要求社工机构能够发现社区主体所需，能与社区原有服务体制形成同盟，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形成“有效的搭档”，这对于获取社区主体的接纳和信任至为关键。这也正是目前学术界与实务届有关“三社联动”议题在实践中形成何种运作机制的核心关注点。

 随着下课时间的趋近，孙总的很多故事还没有讲完，也感觉到同学们听得意犹未尽。由于还要赶校车回徐汇办事，没有留出时间给同学们提问与互动，徐老师让同学们把问题留着下来通过他与孙总的交流予以反馈。课后对一些同学的了解发现，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经验交流，诸多实践案例让同学们知道社会工作可以做什么、在各种复杂的议题中社会工作如何保持敏感度而形成有针对性的需求回应策略，以及社会工作如何在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的制度框架之中不被吸纳和同化，以真正实现社会工作的社会使命。